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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不渝兴中华
2015-06-02 07:32   审核人:

罗豁(18971965),字任一,四川省资中县球溪河村人。其祖父出身贫苦,后勤俭持家积蓄有30多亩地,在镇上还有一点小买卖。罗任一小时生活极艰苦,放牛、拾柴等农活样样干,养成了勤简的好习惯。8岁读私塾和小学,16岁入中学,1917年赴日本留学。初在物理学校学化学,受“五.四”运动影响,目睹祖国贫穷落后,痛感中国人民连生存权利都将丧失殆尽,于是改学政治经济学,希望学成后能对中国的振兴有所贡献。在日本,罗任一参加了“社会主义同盟”,同时,又参加了信仰社会主义的留学生组成的“大同俱乐部”,经常座谈、讨论如何开展文化运动和工人运动。

1923年罗任一由日本回国,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从而服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时,与陈毅等借《新蜀报》宣传马克思主义。

加入中共  领导工运学运

1924年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罗任一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由汪精卫负责,毛泽东任秘书;其后,毛泽东任代部长,恽代英任秘书。是年冬,为推翻军阀统治,罗任一北上参加国民革命军反曹(锟)吴(佩孚)之役。1925年春来到河南安阳,在彰德第十一中学(现安阳第十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

在安阳,罗任一结识了法国留学生杨介人,杨介人当时是京汉铁路邢台到新乡焦作一带共产党的领导人,安阳中共组织创始人,他有意识地做罗任一的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谈时局,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俩人越谈越投机,越谈思想越接近。19254月,经杨介人介绍,罗任一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罗任一是杨介人在安阳发展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党员。

在安阳,罗任一还结识了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的徐向前。两人一见如故,畅谈时局,针砭时弊,很是投机,结为密友。

加入中共后,罗任一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关系,协助杨介人在开展学运、工运及统战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5530,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罗任一协助杨介人,领导和组织安阳广大工人、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声援上海工人,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募捐支援。在安阳高阁寺广场举行了万人大会,杨介人与一些地方进步人士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会后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席卷全城。罗任一与学生们一起游行,学生们情绪激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走狗滚出中国去!”等口号,教会牧师为此提出抗议。罗任一日语、英语都很好,他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说,英、日帝国主义无故枪杀我们的同胞,学生们游行示威声援是完全正义的行动,你们无权干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你们在中国传教,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无端干涉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不能允许的。一番话驳得牧师们哑口无言。罗任一与徐向前还一起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听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演讲。“五卅”运动后,罗任一在学校发展了10余名学生参加中共。

在反帝爱国高潮的推动下,罗任一与徐向前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军训,为革命培养干部。徐向前讲授军事课程,罗任一讲授政治课程。军训使学生们增强了体质,增长了军事知识。同年秋,罗任一邀请中共豫陕区书记王若飞到校演讲,这些活动启发了学生们救国救民的思想。黄埔军校到河南招生时,彰德十一中有十几位学生报名。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有的参加了广州起义,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干部。

国民党一大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罗任一遵照中共中央精神,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徐向前一道多方奔走,成立了国民党安阳县党部。罗任一与杨介人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工农部长。县党部的建立,团结了工人、农民,也团结了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快了安阳的革命进程。

根据杨介人的指示,罗任一深入到工人中去。他配合杨介人领导了六河沟煤矿数千工人的大罢工。开始,罗任一对罢工能否取得胜利信心不足。杨介人以他曾领导过的罢工的胜利鼓励他,并分析说:罢工后,资本家会叫军队来镇压,只要军队不插手,罢工一定能获胜。关键是能否保证军队不来。罗任一说:“我以生命保证!”原来,罗任一与当地驻军的两个旅长私交甚好,而且知道这两个旅长之间素有矛盾,互相戒备。罗任一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罢工开始后,资本家果然派人到安阳请求军队镇压,由于罗任一事先作了工作,军队不敢贸然行动。资本家只好派人与工人谈判。杨介人是罢工总领导人,不便暴露身份,他指派罗任一带领1名工人和2名学生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直至资本家被迫答应全部条件,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925年下半年,十一中的校长、总务主任都换成了国民党右派,他们无理解除了罗任一教务主任的职务,罗任一失去了职业掩护。中共党组织经再三研究,由杨介人写信,将罗任一介绍给李大钊。19263月,李大钊派罗任一回安阳,协助杨介人的继任杨韵声接党的组织关系。把关系接好后,罗任一5月回到北京。

1926年,罗任一来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特派员,后担任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郭沫若任秘书,季方是军事科长,章伯钧是组织科长。罗任一将北方的情况提供给政治部,攻打武昌城时,参加掩埋战友的尸体。还担任过咸宁县政治监察员,大冶县县长。

19273月,罗任一代表武汉政府前往太原推动阎锡山参加国民革命,同时开展共产党山西地方工作。遭反动分子暗算,身中三枪,两枪从头顶擦过,未伤及头骨;一枪打中左手虎口,幸未伤及要害。阎锡山遂以保护为名,将罗任一囚禁于其司令部,至1930年春夏之交,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之前才释放罗任一。后季方到山西将罗任一接到上海,与邓演达共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事。囚禁之初,罗任一还与中共地方组织有联系,1929年以后失却共产党的组织关系。

铁窗内  坚贞不屈

193089,罗任一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成立会议,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领导机关时,罗任一初是组织部干事,后兼任中央总务工作及联络工作,罗任一还与郑太朴一起负责上海市干部会工作。

临委会成立后,环境十分艰险,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只能秘密活动。中央机关设在爱麦虞限路159号,中央各部门均另租赁秘密地点进行工作。总机关设在罗任一家中——霞飞路和合坊57号(今淮海中路52657号),邓演达和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他负责人经常在此集会或工作。

临委会的中央机关一建立,即有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周一由邓演达亲自主持,举行各工作部门的联席会议,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及后增设的训练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负责人汇报上周工作情况,提出本周工作安排,然后进行讨论做出决议。身为总务委员会副主任,罗任一时常与会。

临委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各方面工作进展很快,党员发展到约2000人。

临委会的起兵准备和组织、宣传工作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蒋介石派人侦察“第三党”活动,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为积极发展组织,并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临委会调集各地干部在上海培训。每期两周,讲授政治、经济、党务组织、民众运动、农业改造和土地问题等专题,然后将受训干部派往各地指导、推动工作。培训地点借用邓演达保定军校同学任援道的私宅,在法租界愚园路483弄内(今愚园坊20号)。1931817日下午,临委会举办的第二期干部训练班结业,邓演达授课并主持结业式。邓演达铿锵有力的话语,使学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那深沉而有力的目光,使学员们受到坚定信仰的强烈感染,增强了为革命奋斗的勇气和信心。邓演达讲课时,左手总是习惯性地捏着香烟,讲着讲着,讲到激动兴奋处,常常忘了吸,而是用拇指和中、食指来回搓揉着香烟,结果下课时往往烟灰缸里不是烟头和烟灰,而是被搓成一节节的“纸绳”。罗任一与学员们一道听课,身为中央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及上海组织负责人,他经常聆听邓演达的讲话,邓演达的演讲很有激情,百听不厌,每有收获。大家正听得入神,突然闯进一伙暴徒。邓演达当即明白了敌人的来意,他挺身站在同志们的前面,义正词严地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敌人被邓演达的威严所震慑,迟迟不敢动手。罗任一及北平、江苏组织保送的9位学员与邓演达一道被捕。

邓演达、罗任一等被脚镣手铐押送到英国巡捕房。一个个按手印,把裤带、鞋带、手表摘去后,关在捕房的临时监狱里。

在伪“上海工部局静安寺捕房送案单”上,记录的是罗任一的化名“陆志宁”,身带物件是“眼镜一副  匙一串  双角五枚  镍表一只”,并说他是中共中央委员。

17日下午6时,巡捕房的人把罗任一叫出来,到爱文义路和西摩路两处搜查,将所有书籍文件一律拿去,说是作证据,其实不过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以至史记、汉书,说部丛刊、经济学全集。在西摩道威海卫路741号罗任一的另一住处,抄出银洋610元和7000元的存折一个,搜查出数百本共产党的书刊、文件,英文、日文、中文的都有,搜过之后,将罗任一解回捕房。

临委会的中央机关及其他联络点也遭到严重破坏。在愚园路612号大同印刷所,查获共产书籍2000多本,逮捕了职工9人;晚715分,在中央机关爱麦虞限路159号逮捕了沈维岳,抄走装有党内重要文件的4只藤箱和2只网篮。晚750分,至麦根路32号逮捕郑太朴,抄去部分党内文件;夜间12时,在拉斐德路桃园新村8号(今复兴中路1295弄)“黄埔革命同学会”总会,抓走余洒度等20余人。

上海各大报章对邓演达的被捕作了报道,820日的《申报》说:“邓演达被捕时,身穿深灰色哔叽西装,体格魁梧,面留八字短鬚,发作蜷蓬,颇为宏壮。”

在静安寺捕房里,邓演达和罗任一等被合关一室。这个牢房,三面是水泥墙,一面是比大拇指还粗一倍的钢条做的栅栏,地面和房顶都是水泥的,只有一丈见方。下午3点多钟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吃点泡饭,大家又饿又渴,十分气愤。邓演达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并安慰大家说:“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把戏。”邓演达与罗任一对这次被捕作了分析:第一,愚园坊这地方从未暴露过,何以会被特务探知?第二,听讲者都是临时约集来的,事先不知道时间地点,特务为何来得这样准?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漏网——陈敬斋。邓演达说:“这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是陈敬斋告密。因为他进到愚园坊后,听我谈话不过半点钟,他就说肚皮痛,请先告假。他走了不到40分钟,巡捕房的人、侦探等等就来了……”

事情确实如邓演达所分析。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曾任黄埔军校军医处司药、北伐第三军卫生材料库库长,1928年夏混入中华革命党。19314月见了邓演达,负责上海的组织工作。任职后,经常强调家庭生活困难,伸手要补贴;在组织内拉圈子,做小动作,轻视组织纪律,不到三个月,上海组织被他搞得越来越乱。经再三考虑,组织上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并调他去福建。起初他拒不受命,多方劝说无效。谁知过了20多天,他突然表示愿去福建。原来,他受到邓演达批评,又被停职,觉得没了前途;革命又没钱花,不如另找出路——决定卖党求荣。

83,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了封信,说知道邓演达的行踪,“如有需要于我者,请速派人前来联系,唯愿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助出洋。”还说“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陈敬斋与特务接上了头。8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将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各部门的地址侦察清楚,并预先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逮捕邓演达、沈维岳、季方(化名张诚安)、陆某(即罗任一)的《拘捕证》,前3人的地址是爱麦虞限路,陆某为霞飞路和合坊57号,他们随时可以动手,并一直跟踪陈敬斋。

收到陈敬斋要求谈话的信,邓演达让罗任一817日把陈敬斋带到会场,一道听讲后再谈话。下午3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共租界巡捕房将愚园坊20号团团包围。

在狱中,邓演达与罗任一谈到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要设法把被捕的消息传布出去;二是要设法安慰同难的同志。罗任一问到如果南京要你投降作释放条件,你的意见怎样?邓演达坚定地回答:“决不!它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邓演达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每个革命的人们,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与社会的生命打成一片,能够这样,才可以去拼命革命,去拼命同残酷的社会奋斗,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群众,交给社会,交给党,才能够把生时的工作不当作是自己的工作,才能够把死后的生命寄托在整个的社会,寄托在后来繁荣发育的社会群众身上。”这种信念鼓舞着罗任一,鼓舞着同时被捕的学员们。

818930分,公共租界巡捕房将邓演达、罗任一等解送高等分院第一刑庭提讯。到庭旁听者众多,庭长以此案未便公开,禁止旁听。张志让(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蔡六乘两位律师为邓演达等辩护。淞沪警备司令部将邓演达移交法院后,即赶办公文,要求引渡邓演达。双方展开激烈的交锋,邓演达及其辩护律师极力反对引渡:邓演达等“全无危害民国之可言,既在公共租界被捕,管辖权属于法院,请勿为司令部提去”。直至下午2时许,辩论才结束。尽管从17日晚至18日没有喝过一滴水,而且从上午9时半一直站到现在,大家又渴又累,但邓演达依然精神抖擞,不吃不喝,始终保持严正从容的态度,罗任一和难友们十分敬佩,连法官也不能不表示同情和敬意。经律师斡旋,给邓演达送来一杯茶,邓演达只轻轻地啜了一口,随即递给身旁的罗任一:“请大家稍微润润口吧!”同时,邓演达要求律师再弄几杯茶来。

休庭半小时后,法院裁决“移送”。律师当庭声明对裁决提出抗告,无效,邓演达、罗任一等被引渡,于19日晨押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

821,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915日,罗任一等也一齐被解到南京,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在军法司囚禁期间,邓演达通过狱卒传递,给罗任一写过5封信。亲切关怀被捕同志的生活、健康,询问大家的饮食情况,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得到的外面的消息告诉大家,还把外面接济他的钱转给大家使用。并写信给宋庆龄及其他方面,请他们设法营救这些同志。更多的是勉励大家多读书:“大家宜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我们的时间万不可空过。特别是你应该负责任督率同人读书。这就是我们的训练。如果没有书,你也该设法子去弄一点书来。”“当现在这种时候,不可把时间空过,总要使大家用功读书,虽然在这种苦时候,也是训练兄弟们的机会,这一点你尤其是该负责。”罗任一牢记邓演达的嘱托,“负责任督率同人读书”。

第五封信是113日用红色铅笔写的:“我已被押至紫金山的荒屋中,以后通讯不可能。苦了大家!”

邓演达“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蒋介石认为邓演达是他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19311129日,蒋介石于下野前夕,将邓演达秘密杀害。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权由孙科出面组阁。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同邓演达一道被捕的罗任一、郑太朴等12人,于193216日获释出狱。他们在关押期间,表现得十分坚贞,没有辜负组织和邓演达对他们的期望。

抗日反蒋  百折不挠

1932年以后,罗任一在上海以卖文稿为生。与周士弟等共编《演化》杂志,并为《申报》写社论,积极从事左派文化运动。19335月,日军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进犯察东。冯玉祥汇集各方爱国部队,在张家口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临委会派出罗任一等一批干部和党员前去参加抗战,以实际行动支持同盟军抗日。

1933年,罗任一参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失败后,罗任一与章伯钧东渡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发展组织,成立了东京支部,进行反蒋抗日的宣传。19358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罗任一自日本回国。临委会积极响应《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并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罗任一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611月,罗任一奉解委会之命,策动宋子文,两访阎锡山等实力派人物,要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5年冬及193611月底,解委会两次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杨虎城会晤,共商联合抗日问题。罗任一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并被介绍同张学良会见。罗任一在西安几次同张、杨正式会谈,会谈中各方都主张联合全国,实现武装抗日。

1937年“八.一三”战起,解委会负责人黄琪翔先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在淞沪指挥抗日。罗任一当时在江西景德镇代杜重远办陶业管理局。在那里,罗任一遇到旧时好友陈毅。陈毅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正集合新四军部队抗日。罗任一介绍陶业管理局中的20余名进步青年参加了新四军第一纵队。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罗任一在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作了大量工作。

19383月,罗任一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创办了中央机关报《前进日报》,经常撰文宣传抗战与民主。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罗任一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获得成功。罗任一于1939年出任三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时,在重庆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请示有关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等问题。1941年辞职后返渝,在解委会为解决党务活动经费所办民利制革厂工作1年。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为了加强与共产党合作,团结中间派,联合抗拒蒋介石的打击,19413月,解委会参与发起三党三派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罗任一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45年,罗任一任国民党中将咨议。国共和谈期间,罗任一在南京工作,在周恩来直接安排下,为和平谈判而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南京支部主任秘书。1946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各项决议和《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罗任一曾以私谊劝告陈诚不可破坏和平,但陈诚执迷不悟。

19472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罗任一等9人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这时蒋介石撕破了假面具,穷凶极恶地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取缔中国共产党。内战已不可避免,必须以战争求和平,罗任一决定回四川。返川前,罗任一曾向周恩来、董必武请教工作方针,并商酌配合工作问题。行前,罗任一又与李维汉商洽,并约定返川后再与吴玉章、张友渔商议具体配合工作。

不畏追捕  迎接解放

罗任一回川后即前往成都,住在原川军师长、中共地下党员、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家里。但2月底,国民党已强令中共驻南京、重庆、成都、上海的代表全部撤离,罗任一与吴玉章等商议配合工作的计划未能实现。农工党中央指派罗任一指导农工党西南地下组织的工作,罗任一同时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做在川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罗任一多次策动潘文华、刘文辉起义。刘文辉告诉罗任一,军统特务头子徐中齐正在四处追捕他,叫他赶快离开成都。罗任一回到老家资中球溪镇,反动的青年党负责人刘文干组织青年党徒20余人寻衅滋事,国民党也派特务十余人乘摩托车到球溪镇抓捕罗任一,罗任一幸从后门出走脱身。罗任一再次到成都,适逢刘湘的反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实际负责人蔡军识与张志和、余中英、陈离等四人被四川省政府任命为高级顾问。蔡军识与罗任一在反蒋斗争中结成深厚的友谊,又均系资中人,于是安排罗任一在反动军阀杨森妻弟开设的大川银行内住宿,比较安全。中江县柏树乡小学教员彭大元早年曾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失去联系后与蔡军识的“起民社”有联系,经蔡军识介绍,罗任一考查后吸收他为农工党员。彭大元当时25岁,精明强干又擅长武功,罗任一指定他为农工党川北负责人。罗任一亲往三台指导农工党活动,积极做迎接解放的工作。在罗任一的领导安排下,彭大元乔装为农民,戴草帽,穿草鞋,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壮大组织。

1948年底,罗任一回到资中,与老红军刘玉贞共同帮助蔡军识成立了策反迎解组织“资(中)资(阳)安(岳)内(江)人民协助解放运动委员会”。资中派系斗争激烈,以糖商和大地主为主组成西乡派,以中小地主及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成员、小资产阶级为主组成东乡派,他们为着各自利益而争斗。为了迎接解放,罗任一来往于资中各地做这两派主要人物的工作。罗任一命农工党员陈罕淘随同刘玉贞亲到维护会长刘公台等家做团结工作,建立了“资中维持会”,改造了资中自卫队,发动各乡镇抗税抗粮。

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彭大元两次拜访蔡军识,后持蔡军识亲笔信到泸县策动泸县川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罗忠信,国民党宜宾专员、川军师长彭焕章起义反蒋。资中临解放前,刘玉贞持蔡军识信,两次与陈罕淘到国民党资中保安司令黄家齐家,策动其13个保安中队两千多人起义,使资中得以和平解放。

资中临解放前,罗任一回到球溪镇组织维持会,迎接解放军。国民党溃军炸毁了成渝公路第一桥(球溪河大桥),罗任一立即组织民工抢搭浮桥,使解放军车辆人员顺利通过。

19496月,罗任一亲临群众基础较好的中江县柏树乡蹲点指导工作,建立了农工党川北地区委员会。罗任一代表农工党中央指定彭大元为主任,并分别任命了组织、宣传、后勤、青年、妇女部长等。19498月,根据迅猛发展的形势的需要,农工党川北组织又成立了“川北农民自卫军”,刘宗宽为司令员,彭大元为副司令员,罗任一担任政委。

罗任一在柏树乡的近3个月里,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先后搬了5次家,辗转近百里路。罗任一经常走几十里崎岖山路去召开会议,及时传达上级指示,宣讲革命理论与形势。罗任一向大家讲明,农工党中央指示我们,已解放地区,应将所有武器、枪支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不应争功;未解放地区,要策动一切可能策动的旧势力反正,迎接解放。罗任一还说,川北农民自卫军的任务:一是策应解放,另外更重要的是保卫家园。我们有熟悉地形地物的有利条件,可用“虚张声势、闷棍打狗”的战术赶走或瓦解敌人。罗任一亲力亲为,由彭大元陪同,向大家作策反示范。他们选定中江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和地方实力人物为目标,凡是经过罗、彭作了工作的,除个别坚持反动立场不予合作外,都表示愿为迎接解放效力。在罗任一、彭大元的努力下,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先后发展农工党员200余人,中华起民社(农工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社员数千人。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在罗任一的领导下,策反县、区、乡政权头目及乡丁民团,开展抗丁、抗租、抗粮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震撼了整个川北。1948年到1949年,老五区十多个乡镇整整两年没有向国民党交一颗粮,纳一分钱的税。

19491222,农工党川北组织受中共地下组织工委邀请,配合其接收中江。农工党川北组织先后迫使部分蒋军投降:373711纵队、内二警一个总队,罗广文一个团及散兵游勇在柏树乡投降;罗广文残部一个营300余人在三台县双龙桥投降;在三台县古井、上新等地迫使部分蒋军缴械投降。先后瓦解蒋军近万人,缴获战马207匹,弹药50余万发,轻重武器、通讯器材等数千件,减轻了解放成都的军事压力。解放军四野30日进驻柏树村时,农工党组织将缴获的战马、武器、弹药和投降遗留人员全部造册移交,解放军大队长郭从戎写了感谢信和收条。

解放后,罗任一任农工党西南特派员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协西南分会理事长、川西行署委员和川西土地改革委员。1953年调北京任农工党中央秘书处长、全国政协委员,在农工党的第五次、六次、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19646241965827罗运钢提供),罗任一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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