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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秋雨总坚贞——丘哲传略
2015-06-02 07:32   审核人:

丘哲(1885——1959),农工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原名竞荣,字映芙,曾用名引夫、独放、闽生等。

“同俦未了心头愿,犹赖青春一少年”

丘哲1885915日出生于福建漳州。其父丘添宁,号竹屏,善属文,工于诗词,在漳州作幕僚,著有《竹屏诗存》一卷。他亲自为丘哲讲授四书五经,丘哲资质聪颖,12岁时,已能读《左传》、《史记》、《汉书》等。丘竹屏目睹清朝腐败,极为不满;常听到返乡华侨谈海外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事业,阅读海外带回来的革命宣传品,对孙中山极为崇拜,言谈之间,对丘哲产生了很大影响。1896年,父亲带丘哲回到原籍广东梅县松口任教,不久病逝。

1902年,丘哲考入梅州务本中学堂,一年后转入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任松口公学教员。

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潮、梅、惠地区总的组织活动地方之一。丘哲看到清王朝昏聩无能,致使祖国大好河山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又从小受到父亲思想的影响,很容易就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1906年,丘哲参加了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力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06年底,同盟会派丘哲参加了饶平凤凰山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1907年,由孙中山在越南河内策划,同盟会在饶平黄岗起义,丘哲赶赴黄岗参加起义。由于起事仓促,准备不周,起义又失败了。绕平两次起义失败,潮、梅的同盟会会员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是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于是在松口镇开办体育会,借培训新学需体育教师为名,对同盟会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丘哲参与管理体育会的日常工作。120多名革命青年来到体育会学习,训练了6个月。体育会成了宣传同盟会政治主张、发展同盟会会员、训练革命骨干人才的场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潮、梅、惠州同盟会员及进步青年来往松口日益增多,为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革命活动,1908年,丘哲等在松口金谷街开设“公裕源米店”,从日本、香港回国及内地来松口的同盟会员都在这里接头联系。丘哲以米店为掩护,传递信息,运送武器,秘密进行革命联络工作,以图再举。

1909年,丘哲奉命赴香港筹设革命的秘密机关,联络同志,收集情报,传递信息,运送武器。他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谋划武装起义事宜。

1910年春,丘哲参加了黄兴策划的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返回松口。

1911年初,丘哲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他和战友们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同清兵展开激烈巷战,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其中有三位是体育会会员。丘哲写诗悼念:“同俦未了心头愿,犹赖青春一少年。”多年后,他向子女讲述这次起义,每当讲到牺牲的烈士,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丘哲此后往返于香港、南洋之间,筹备经费支持革命。他曾到泰国动员“三点会”(类似洪门组织)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使“三点会”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外围组织,筹款支援革命,并派人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并在印尼等地进行同盟会的组织和宣传等活动。19119月,丘哲回国参加光复潮州之役,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后,“公裕源米店”改为松口图书馆,作为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物。孙中山先生1918年来松口视察时,曾在松口图书馆休息。当得知这是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开设的米店,是用来掩护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联络站,革命成功后才改作图书馆时,孙中山先生非常兴奋,连声说:“好!很好!这地方要好好保护,要给民众多阅读书报。”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民国建立后,丘哲因革命有功,1912年冬被派公费赴日留学。初到日本补习日语,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日本留学期间,袁世凯称帝,丘哲十分愤慨,组织学术研究会,联络革命志士,进行反袁活动。他创办《民铎》杂志,自任主编,撰文反对袁世凯,鼓吹民主思想,遭到日本警视厅的扣押,经留日同学和日本、南洋华侨多方设法,才得以释放。

1917年,段祺瑞废弃约法,解散国会,因而南方护法军兴,在日本读书的丘哲闻讯后,立即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8年丘哲由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到广州后,被孙中山大元帅府派至陈炯明入闽部队工作。曾和苏联代表团在厦门谈判,要求提供武器以支持中国革命。广东收复后,丘哲被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任命为广东省金库主任,不久孙中山任命他为广东省银行行长。这时,丘哲经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介绍,结识了在该师任职的青年将校邓演达,从此二人过从甚密,结为挚友。邓演达约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断金学会”(取《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丘哲、季方等参加了这一组织。邓演达很敬重丘哲,而丘哲认为邓演达器识过人,才能出众,是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人才,故极为爱慕。丘哲这时还结识了梅县老乡、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黄琪翔,与之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1922年,陈炯明炮击总统府,背叛孙中山。丘哲与陈炯明关系甚好,力劝陈炯明不要背叛孙中山,陈炯明终究不听,丘哲愤而辞职,离粤赴沪。在上海,丘哲出资创办启智书局和启智印刷公司,发行《自卫》杂志,翻译介绍日文书籍,印刷社会科学著作,希望通过介绍国外新兴科学,开启民智,发展中国科学文化。丘哲专心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探讨国际问题。丘哲不仅尽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还开始交往共产党人,研究苏联问题,对刚刚在中国启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感兴趣。丘哲在上海的寓所经常高朋满座,其中多是进步人士。大家议论国内外政局,讨论中国的出路,常有争论。

不久,丘哲经孙中山批准赴美国考察,并联络北美的革命志士。

当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丘哲由美国回国,参加联络和筹划北伐战争。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丘哲虽未亲历北伐,但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书信往来,相互勉励。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致认为必须扫荡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久,汪精卫又反对共产党,与蒋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1211日,共产党人张太雷、叶剑英(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等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因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而擢升为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时任广州卫戍司令,反动政府和社会舆论都指责他“勾结共党”。此话并非空穴来风,黄琪翔与梅县老乡叶剑英私交甚笃,确实也没有配合镇压起义。国民党当局欲将其逮捕,黄琪翔只身秘密逃往香港。国民党当局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约定:只要省港渡船在香港一抵岸,立即逮捕黄琪翔,送交广州市政府。丘哲在香港获知这一消息,冒着被缉捕的危险,派一同乡富商的游艇驶往海面,巧妙地避开警察,悄悄登上黄琪翔所乘渡船,将黄琪翔接上游艇,直驶日本人在香港开设的旅馆隐藏起来,黄琪翔因而幸免于难。侠义之情,让黄琪翔感佩难忘。黄琪翔在旅馆匿居一个多月,得到丘哲多方关照。

香港终究不安全,丘哲与在日本神户做生意的同乡联系,于1928年春与黄琪翔同往日本。除游览名胜古迹外,他们还对日本的工业、农业、社会、学术、历史等方面作了考察和研究。此时他们收到邓演达的信,约丘哲、黄琪翔赴欧洲考察农民工人生活。

19287月,丘哲与黄琪翔乘船同往德国柏林。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陈友仁等先后经莫斯科转道来到柏林,丘哲与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邓演达到达柏林后,游历德、法、奥而至伦敦、苏格兰等地,并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巴尔干诸国,出土耳其经印度洋回国。旅欧期间,丘哲与邓演达函电往返,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政治经济情况,交流考察心得。丘哲对邓演达极为钦佩,完全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商讨新知,书札往还无间”。在信札中,他们讨论了历史的一元论和多元论问题,历史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区别等等。丘哲对邓演达实地考察极表敬佩之情:“观其研究事务之精细,叹为不及,此固精力之过人,抑亦唯物辩证之实践所致。”邓演达对丘哲期许甚高,丘哲曾打算翻译《资本主义没落期的经济》一书,因那本书已有人翻译过了,邓演达即写信提醒:“请你注意并且别白费功夫吧!我们要译的书正多。请你有暇时把中英政治及经济关系尤其是在1900年以前的书籍多译一些。”解放后,丘哲自己出资将这些书信编印成书,书名为《断金零拾》,亦取《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用以纪念他与邓演达的革命友谊。该书为线装非卖品,收集邓演达游历欧洲时寄给丘哲的、还剩下来的7封信,篇名为“择生先生遗扎”,和丘哲自己所作50多首旧体诗,如《过苏伊士运河》、《埃及寄怀》、《游凡尔赛王宫》等等,篇名为“引夫剩稿”。其中一首《太平洋舟中赠朝鲜李志士》:

形成唇齿感衰亡,我亦撄冠扑虎狼。

此日同舟登彼岸,相期肝胆两扶匡。

“朝鲜李志士”已无从考。

书中附有十几幅照片。

“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

1930年,邓演达秘密回国,丘哲游欧经美回国后,也来到上海,与邓演达一起筹划,积极进行组党工作。他们共同主张继承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308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今淡水路)黎锦辉的住宅,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推举邓演达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又增设了训练委员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159号(今绍兴路41号)。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在上海期间,丘哲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有密切联系,并积极掩护他们进行革命活动。

1931817,邓演达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妄想将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的同志一网打尽,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当晚7时,特务到黄琪翔家搜捕,黄琪翔当时经常在外开展组织活动,进行军事联络,每天回家很晚,特务便隐藏在黄家客厅等候。黄琪翔家人特意把一、二、三楼连同亭子间、厨房的灯全部打开,黄琪翔深夜回家,远望全楼灯火通明,情知有异。他悄悄来到住同永安里的丘哲家,丘哲的妻子是日本人,特地到弄堂口打电话,叫出租车开到丘宅门口,丘哲夫妇把黄琪翔送上车,再次帮助黄琪翔逃离虎口。

193111月,邓演达遇难。丘哲极为愤怒,赋诗悼念,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獠心肝竟绝无。”疾呼:“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丘哲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贯彻邓演达的主张,重振组织,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丘哲由上海迁居香港,住在坚尼地道,参加以梅县人为主的香港嘉属商会,重点做联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东三省沦陷。丘哲十分愤慨,在上海创办《行动》油印刊物,撰文揭露、斥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继东北沦陷后,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形势十分危急。驻防上海一带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丘哲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密切往来,并发动海外募捐,支援抗战。丘哲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丘雪梅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助父亲誊写稿子。丘哲告诉女儿,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后得寸进尺,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稿件誊清后,丘哲就带女儿到书店交稿并校对。丘哲夫人为了营救丘哲的学者朋友,冒着生命危险,数次从炮火连天的虹口将朋友们救出,而她自己因此被怀疑是日本奸细,尽管她是日本人,仍被拘留并遭毒打,两个月后,才因查无实据而被释放,此时,她已是遍体鳞伤。

19324月,陈诚邀请黄琪翔和丘哲到他老家浙江青田作客,想借机劝降。饭后散步时,陈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还是放弃“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南京去做官。丘哲没有正面答复,吟诵自作七律《哭邓择生同志遇害》一首表明心迹:

彤彤喋血满江湖,临难从容德不孤。

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

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獠心肝竟绝无。

惆怅生平一杯酒,伫看遗影向墙隅。

诗中充满了对邓演达的怀念以及对反动派的憎恨。“诗言志”,陈诚听后,默然不语。

丘哲由上海迁居香港,参加以梅县人为主的香港嘉属商会,重点做联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3年黄琪翔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丘哲在上海闻讯,立即赶到福州。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确定了国号和国旗。丘哲出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队在黄琪翔的指挥下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曾参加一干会议的江董琴等5位临时行动委员会党员壮烈牺牲。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临时行动委员会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丘哲秘返梅县松口。

丘哲倡议把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革命机关“公裕源米店”(辛亥革命后改为松口图书馆)迁至松口公园,再建新馆以纪念松口同盟会及辛亥革命志士。此议得到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新图书馆1934年动工,一年后落成,崇楼高阁,备极壮观。丘哲任馆长,亲自撰文并立碑以记其事。

1935年,丘哲到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等共商恢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事宜,响应中共号召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临时行动委员会屡扑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通过遵义会议,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些历史事实促使丘哲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深思,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认识。经过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基于这种认识,丘哲等函商在德国的黄琪翔,征得他的同意,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11月在香港九龙召开二干会议,决定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党名的改变,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确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总方针,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丘哲参加二干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书记。二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农工党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历程。会后,丘哲多次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力促团结抗日。此间,丘哲赋《由闽海(组织人民政府失败)返港感题择生同志合影》:

生也有涯能几许,死殉其义又何妨。

朔风吹拔榕城帜,独立苍茫愈感伤。

“西安事变”后,丘哲撰文“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在党的机关刊物《南针》上发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很多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青年学生是应当“救国毋忘读书”还是应当“读书毋忘救国”,也就是说应当不顾国家民族危亡埋头读书,还是应当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中去,当时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丘哲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撰写了《中国青年》一书,大声疾呼青年学生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应当站在抗日救亡的前线。他的呼声,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侵略军813日进犯上海,爆发了中外闻名的“八.一三”上海抗战。从欧洲返回的黄琪翔出任守卫上海右翼兵团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任前敌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直接参与指挥凇沪会战。丘哲与黄琪翔往来密切,积极开展行动委员会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后援队,募捐慰问作战部队,给予上海抗战有力的支援。

上海沦陷后,丘哲返回梅县松口老家,在家没多久,即匆匆赶往武汉。

1938年春,华北、华东等地相继失陷,团结抗日的呼声遍及各地,迫使国民党在武汉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丘哲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此时,丘哲经常与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在汉口的民主人士向来往,商讨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丘哲与共产党人温健公朝夕相处,温健公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联系密切。在他们的帮助下,丘哲加强了与各党各派和社会人士的联系,扩大了团结抗战的影响。丘哲利用关系,介绍温健公到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当科长。丘哲还鼓励自己的儿子和侄辈、同乡邀集他们的青年朋友去陕北,参加民族解放大业。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导和支持下,丘哲和黄炎培等组织了“统一社”,主张民主团结抗日。丘哲的纪念册上留下了不少题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坚持团结,贯彻始终,抗战必胜,建国必胜”;叶剑英的题词是“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李济深的题词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193831,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丘哲出席了会议,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出版《抗战行动》,丘哲积极支持。5月,丘哲赴香港,团结香港各界人士一致抗日。同年秋,丘哲与章伯钧、彭泽民等在广州创办《前进日报》,拟报道各战场实况,刊发抗战言论,然而发刊前夕,广州沦陷,未及出版。

1938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三次发动反共高潮,对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抗日民主力量亦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他们对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施加压力,企图取消其组织,停止其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没有屈从于国民党的压力,包括丘哲在内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长期以来,丘哲与中共地下党员有密切联系。他用上海自己的寓所掩护共产党人,设法为他们传递秘密文件。曾显植(后为叶帅夫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在丘哲家住了一年多,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回来,丘哲和他的家人积极配合她的工作。除了让住在家里的同乡出去散发传单,丘哲还让长子丘宪章和女儿丘雪梅上学时,在书包里装满传单,四处散发张贴。中共地下党员温健公患有肺病,身体虚弱,被捕入狱后,丘哲夫人每周一次将药品和牛肉汁、鱼肝油送进监狱,使他逐渐恢复健康。同时千方百计营救,使之获得自由,重返前线。

1939年夏,丘哲前往重庆,共赴国难。陈诚设家宴招待,劝诱丘哲放弃“第三党”,跟蒋介石走,丘哲断然拒绝。

抗日战争期间,丘哲与中共驻渝代表叶剑英经常来往。一次丘哲谈起自己的女婿伍启惠首创速印机,能用蜡纸打字,誊写手摇立刻印成文字。叶剑英听后认为解放区非常需要这种设备,希望能看看。丘哲马上写信让女婿带速印机来到重庆,叶剑英当场写下“自力更生”四个字,伍启惠立即印出,叶剑英非常满意,当即订购10架,商定由宁波转运解放区。这些当时的先进设备对解放区的宣传工作作了贡献。解放后,叶帅主政华南,常到丘哲家中作客,话乡情,议国事,叶帅为此赋诗《在广州丘老家宴》:

蛇羹鱼弹胜莼鲈,越秀山前客不孤。

溜到新声翻旧调,顿令乡思起乘除。

丘哲去世后,叶帅每到广州,仍请丘夫人到寓所相见,故友情深,于此可见。这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啊!

抗日战争期间,慑于丘哲的威望,蒋介石、陈诚常思笼络、劝诱,但丘哲一身正气。陈诚曾请丘哲担任什么青年部主任,并传蒋介石的话,要丘哲写一部如何训练青年的书。书写成,蒋介石亲信看后说,丘哲挂羊头卖狗肉,表面拥护蒋委员长,骨子里是反蒋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说,此人以后绝不能用。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极为不满和失望;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又使手无寸铁的各抗日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各抗日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并产生联合起来共同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参加国民党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和部分社会贤达中的参议员,经过激烈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并深刻体会到:这场斗争的胜利,完全是各党派联合起来的结果;如果没有联合,要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是不可能的。因此,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和部分社会贤达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391123日在重庆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章伯钧、丘哲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会议。

丘哲多次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力促团结抗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其他抗日民主力量亦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对解放行动委员会施加压力,企图取消其组织,停止其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没有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包括丘哲在内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194116,蒋介石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丘哲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新四军,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赋《感怀——于重庆闻皖南事变》痛斥国民党顽固派:

胡尘腾沸迷天堑,拥上征车蜀道行。

鹿马对廷休误指,干戈同室尚纵横。

登楼惘惘废书叹,独坐频频把酒倾。

风雨连宵长春水,梦魂时绕大江声。

首联指出敌寇已溯长江而上,国民党不去拒敌,却将军队缩回四川,蒋介石躲到峨眉山;颔联斥责国民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同室操戈;颈联、尾联表现他的悲痛愤怒和怀念。其实,丘哲当时不仅仅是“废书叹”、“把酒倾”,他还与中共密切合作,与各党派民主人士共同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

19411月中旬,丘哲和章伯钧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答应“给予种种支援”。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丘哲等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经协商,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共同筹建民主政团同盟。其目的是“团结各中间党派,一则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19413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丘哲是到会的13位创始人之一。就这样,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在重庆秘密成立。丘哲当选为1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常出席各种座谈会,开展组织活动,共商各项重要问题。

丘哲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之后,重返香港从事民主爱国活动,参加了《光明日报》的筹办,并向在港的进步人士介绍了重庆情况,包括民盟成立的情况。同年1010日,香港《光明日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十大政治纲领”。

11月,丘哲赋《择生同志殉难十周年纪念》:

却忆髫龄讲武时,早将远大许心期。

越台试马人称雋,汉水扬徽士振奇。

欲把元躬托宗国,讵知中道失鞭箠。

寻思天下英雄语,十载家居付与谁?

其二:

迴首神州劫未阑,每思才俊济时艰。

陆沉漫洒新亭泪,牢落常怀碧玉棺。

惆怅友生成契阔,低徊耆旧几凋残。

斯人不作空霓望,大浪湾头夕照寒。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丘哲隐姓埋名,与彭泽民等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们为新四军募捐,购买军需品,常常夜以继日地奔忙。曾组织木船将盐由内地运到香港,卖盐的款项购买药品,运回东江抗日游击队。一方面与内地联系,为革命根据地运送物资;另一方面互通消息,了解国内动态。

香港沦陷时期,彭泽民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当时彭老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一个多月的审讯拷打和饥饿,被摧残得全身浮肿,奄奄一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丘哲帮助彭夫人找日本朋友,保释彭老出狱。

19436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约请周恩来在半山新村与在渝同志会晤。半山新村位于嘉陵江畔的李子坝上,马路通至山腰还要爬几十个石阶,再穿小径才能到达。因为形势严峻,特务环伺,特意选择这个僻静的地方,并选在晚上9时开始。丘哲参加了这次会晤。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后说,争取民主,团结抗日,是当前主要工作。民主运动当然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要有共同目标,那就是“团结抗战”。民主政团同盟在当前可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作用。在民族危难关头,非团结不能抗战,非民主不能团结,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我们大家的共同事业。“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周恩来的话是政治方向上的启示,丘哲深受教益,就像“从崎岖小道走上康庄大道”,更坚定了与中共合作的信心。

1944919,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丘哲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后,民盟中央指示丘哲和李章达筹建南方民盟地方组织。同年10月,在梅县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丘哲任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副主任委员。

1944年,长子丘宪章在抗日前线黔江病逝。噩耗传来,丘哲含泪写下《哭大儿宪章》。“引夫剩稿”中多是律诗或绝句,仅有二首古诗,这是其中的一首,即使这样的篇幅,恐怕也容不下他中年丧子的哀伤:

  前年慈母方见背,今复惨报长儿亡。

  新恸余哀错叠起,中宵绕室苦彷徨。

  吾儿生小即聪慧,交游互誉皆无二。

  三龄随母返故乡,混血元躯比郑王。

弱冠再次渡扶桑,最高学府称才良。

  为侍老父不离侧,趋庭且兼谈家国。

  播越沪汉重入蜀,千山万水同工作。

  ……

  老泪交横象丧明,哀肠九转宁复平。

  ……

  儿年虽未逾而立,作事多为人不及。

苏英德日语娴通,口诛笔伐并努力。

文章露佈化其仇,絃声哀切感其敌。

……

大江滚滚向东逝,英雄淘尽古今悲。

丘哲何尝不爱自己的儿子,国难当头,他毅然送儿子奔赴抗日前线,义无返顾。儿子为国捐躯,他将怀念埋入心底,更加努力地工作。

“大地光明日  平民夙愿酬”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12月,在中共南方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丘哲在香港与李章达、彭泽民等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丘哲任副主任委员。

1945年底,丘哲接到周恩来给他和李章达的亲笔信,要求加速开展南方民主运动。19461月,成立了民盟港九支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变本加厉地反共反人民,准备大打内战。民盟南方总支部积极争取中间各阶级、阶层,团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反蒋力量,力争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拥护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

为了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反蒋力量,力争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在驻港中共组织积极支持下,194631日,丘哲等创办的《人民报》在香港出版,表示要“站在中国农工平民之立场,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丘哲是《人民报》的董事长兼发行人。为了争取将《人民报》在广东公开发行,以壮大国统区的民主势力,丘哲和彭泽民以他俩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政治影响,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指出:“《人民报》迁广州出版,其宗旨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成立联合政府,我党(第三党)有责任督促国民党,促其遵守政协决议,请阁下以地方官的权力,给予《人民报》以各种便利,更有责任保护《人民报》不受反对分子捣乱破坏。”该信托张发奎的秘书长麦朝枢转交,他曾参加过农工党。《人民报》在广州很快被批准出版。41日,《人民报》迁址广州。《人民报》对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谴责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在宣传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成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周恩来称颂它为“人民之友”,董必武赞扬它为“人民之声”。该报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查封。

194665,广州市警察局、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等突然出动大批警察,荷枪实弹,搜查全市民主报刊及十余家书店,其中有《人民报》。丘哲等南总负责人69日致电蒋介石和政协会议诸代表、行政院长宋子文、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对这种公然摧残人民合法权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呼吁迅速制止广州国民党当局的暴行。8月,《人民报》第二次被查封后,丘哲不畏强暴,亲自从香港到广州进行交涉,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的无耻行径,交涉无果,愤然离去。

丘哲在香港与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密切联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内战活动,继续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他撰写文章,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宣言等。除担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委外,他还担任行动委员会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国内外知名人士来访者很多,工作极忙。

19467?待查)年初,蒋介石片面撕毁政协决议,民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李公朴、闻一多等许多爱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局动乱,形势逆转,许多民盟领导人、民主人士、进步教授和学生纷纷避难香港。港、粤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思想相当混乱,国共以外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5月间,丘哲将南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状况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写信请教在南京的周恩来。85日,收到周恩来的复信:

“映芙先生道右:捧读惠书,敬悉一一,诸承策免,毋任感幸。目前局势,诚如尊示所云,内战正在扩大,谈判已在若断若续之中。和平坚持,端赖各方协力。敝党仍当本和平、民主、独立之一贯方针,继续奋斗,誓为各方后盾。先生等南方苦撑,已历年所,不图胜利后压迫更甚。遥望南天,不胜怀念,专此布复,敬颂公祺!……”

这封信给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民主人士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丘哲和其他在华南坚持和平民主斗争的爱国人士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194610月,广州《人民报》被封前夕,农工党一些领导人见到国内名教授纷纷来港,同时南洋方面政治动荡,许多学生青年来到香港,急于就读。而许多著名学者云集香港,人才鼎盛,聘请教授比较容易。丘哲和彭泽民、杨逸棠等商议发起筹办学院,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建立新中国培养、输送人才。丘哲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是一贯的。他早期曾出资自办“湖山小学”,帮助本村农民子弟入学;又曾积极支持松口中学,担任该校董事;后又建松口图书馆。他常常说,看一个国家的兴衰,要看那个国家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人民的文明程度,知识分子能否得到重用。筹办学院的决定得到在港中共负责人的支持和各党派的协助。丘哲任筹委会主任。为筹措经费,丘哲尽了最大的努力。蔡廷锴将自己位于九龙青山道的房子慨然出借学校,董必武自上海亲自具函介绍,办理了立案手续。筹备就绪后,由丘哲命校名为“达德学院”。其意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纪念邓演达革命品德之意。丘哲任董事长,杨逸棠为校务主任,聘请了国内著名民主教授如千家驹、黄药眠、翦伯赞等任教。该学院设政治、经济、文学三个系,不断培养民主力量,为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后来,丘哲要到上海工作,不能兼任学院事务,同驻港中共领导人商量,把达德学院交由各民主党派管理,由李济深出任董事长。达德学院由1946年秋至1949年春,招收青年学生600余人,大多数学生完成了学业,并奔赴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岁末,丘哲从香港回到上海,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二次全会和农工党四干会议。当时农工党的领导同志经常进出丘宅,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常借查户口为名,来丘家窥探。丘哲早有准备,以打扑克牌作掩护。中共党员常来联系,并带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人心。丘哲让女婿在大明实业厂腾出一个房间油印这些消息并外出散发。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干部会议,会前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党名,代表们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已转为民主革命,党的名称也应随之改动,并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社会主义民主党”等十来个名称,但具体改为哪个,很难确定,于是去请教周恩来,希望他能发表一些意见。周恩来很谦虚,没有马上回答。只是说,这可是一个重要问题,最好广泛深入地在党内进行讨论,再作决定。固请之下,周恩来说:“依我个人见解,对工农民主党这个名称,稍作改动更名为农工民主党较为妥当,因为邓演达先生很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还在北伐前,他就是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建党之初就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治’的主张,在他的其他很多论文中,也多次这样提出过,“建立”农工平民政权是邓演达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你们党的光辉的历史传统,以‘农工民主党’为你们新的党名,不是顺理成章的吗?”他还声明,这是他作为朋友,个人提出来的意见,究竟怎么改,还是应该让大家讨论,让大家来定。经反复协商,代表们接受了这个建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丘哲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和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和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及秘书长。

同年10月,国民党迫害民主势力,农工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香港,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丘哲留守上海,设立秘密中央办事处,担任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领导农工党的地下斗争。他没有被异常严重的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对光明的中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从他与柳亚子往来的诗《松儿自港禀呈柳亚子先生赠句即次原韵》中可见一斑:

萧疏园径步迟迟,正是寒飙凛冽时。

矫首苍松生傲骨,凝眸垂柳茁新姿。

应知市骥终驰骋,不信城孤久挟持。

世路崎岖兼任重,漫分巾帼与男儿。

柳亚子原作是:

江南花底醉丘迟,喜见金团弱息时。

自愧白头称父执,最难青眼属娇姿。

车尘鞅掌劳扶掖,茗椀珈琲累主持。

祝汝天衢腾婵健,由来奇女胜男儿。

1947年秋,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组织为彭泽老祝寿,组织了一次团结各界民主人士的政治聚会,丘哲挥笔题诗《赠彭泽民先生》:

  九转调齐活万人,众生疾苦正难胜。

  五十年中勤救度,彭篯长健一囊轻。

古国沉疴苦未除,囊中青鸟愿犹虚。

箧间检点驱魔檄,当胜难经一卷书。

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194851,中共发出筹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的口号,得到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丘哲这期间回到香港,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81日,毛泽东电复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的五一号召,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范围以及会议商讨得问题,都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以卓见见示。”按照毛主席的复电,丘哲作为农工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对有关召开政协会议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为加强统战工作,密切同党外人士的联系,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统战委员会,与既是民盟又是农工党头面人物的丘哲相联系的统战委员会委员是这样记录他与丘哲第一次会面的情景:

“记得初次同丘老会见,地点是西摩道他的住宅里。丘哲那时鬓白发稀,60出头,但由于身材高大,保养又好,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加上上唇留上一撮已花白的“卓别林”胡子,使我这个年青人很自然的对这位生面长者采取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大概是我的拘谨态度给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显出额外的亲和神色使我和缓下来。特别是我两句寒暄使他辨认出我的粤语带有客家话根底,就问我是否客籍人。当我说到我祖宗居留过嘉应州时,他不仅说大家是“自家人”,而且进一步靠近坐谈。当我讲党组织要我向他转达的事情时,我注意到他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严肃认真地听取,组织提出的向他征求意见的问题,他都爽快直言回答,没有转弯抹角,也没有模棱两可;处处表现出他对我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对毛主席的尊重、爱戴。公事谈毕,我们便开怀畅谈起国事、天下事来。我是在这次会见中亲自领会到他是一位无条件赞同我党主张,尊重我们党,又是广闻博识,见解也有相当深度的老人。”

解放战争时期,驻香港的中共组织负责人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两星期举行一次座谈会,故名“双周座谈会”,是中共和各党派民主人士的中上层商谈国是的一种方式。一般由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报告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战争形势,研究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座谈地点多设在丘哲家中,建立统战委员会后,就多在统战委员会所在地举行。丘哲与彭泽民等代表民盟、农工党参加这些座谈会,中共出席会议的是方方、潘汉年、连贯等。丘哲的发言多是综合大家的意见,商量式地提出来,往往简明扼要,很少长篇大论。对中共中央的主张,他由衷地表示拥护,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是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先后护送在香港的党外民主人士到东北,再转入华北解放区,进一步筹备新政协会议,丘哲被安排第二批离港。为之奋斗数十年的目标就要实现了,丘哲很兴奋。为了不引起港英和蒋帮特务的注意,提前一二天,中共工作人员将行李先送上船,19481123日夜,在启航前二三个小时,丘哲、郭沫若、马叙伦、鲁迅夫人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等数十人陆续登船。这次航行非常特殊,要冒一定的风险。最担心的不是天灾——海上航行的风险,而是人祸。当时辽沈战役才结束,北平、天津尚未解放。战云密布,船要经过台湾海峡,而沿海为美蒋海、空军所控制。

为了安全,丘哲等人乘坐的“华中号”邮轮挂挪威国旗,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负责人连贯和华润公司王华生随船护送。

当夜,丘哲作《留别亲友》:

愿抱澄清酬故友,拼将生死任扶颠。

关山极目风云急,剑匣长鸣起执鞭。

想到新中国就要建立,丘哲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途中赋诗:

  大地光明日,平民夙愿酬;

  政纲行更始,土改说从头。

  古国开新令,群贤握伟筹;

  道旁休筑室,一举定神州。

1129,是良师益友邓演达殉难17周年忌日,华中轮经扬子江口,丘哲赋诗悼念:

  丧年才半比宣尼,偶现祥麟倏远辞.

  惘惘凭栏望江口,每怀奇士辄兴悲。

同侪团结事征诛,解放军先辟坦途。

地下若逢秦(博古)、叶(挺)邓(发),深期携手暗匡扶。

郭沫若次韵和诗曰:

解放高潮暨印尼,神州牛耳岂容辞。

当年谈笑曾相许,共扫东南民族悲。

独夫罪恶岂容诛,载鬼一车豕负途。

献馘汤山先告墓,艰难建国暗中扶。

丘、郭二人的唱和引起船上众人的诗歌唱和。

临近东北,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用自己装配的收音机收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华中号”上召开了别致的海上庆祝会,郭沫若还表演了节目。大连登陆前夕,丘哲赋诗:

敌伪相侵兼国贼,黑流毒遍万人家。

金辽解放新生始,引项长歌辄饮茶。

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据点沈阳被攻克,整个东北就全成了解放区。中共东北局从哈尔滨迁至沈阳,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也来到沈阳。丘哲等人自大连登岸后,直奔沈阳。香港第二批民主人士顺利到达解放区,在全国造成更大影响。

丘哲和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等55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于1949122日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表示“彻底支持”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希望全国人民采取行动“促其全部实现”。

1949年除夕,丘哲作《除夕欢宴初罢次许宝驹先生韵》:

光满霓红景物新,秧歌互扭态蹁跹。

屠苏醉里过残岁,明旦欢迎决胜年。

19492月,丘哲由沈阳赴北平,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由于工作辛劳,他的血压突然增至230,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他感到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写下遗嘱。在给女儿的遗嘱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个人荣辱抛诸脑后,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统一战线,要女儿为社会主义尽力。郭沫若闻讯,写诗相慰:

血压过高何足惧,况君收缩力犹强。

农工民主师斯列,纲领协商集杜房。

好起伤痍登衽席,蹔充鳏寡异衾床。

新生为辟新天地,但得人安我自康。

又赋《血压行——再慰引夫》:

君苦血压高,我苦血压低。

高低之相悬,百度尚有奇。

想见君心忧民切,而我颟顸无如之。

请君多睡觉,尤宜寡所思。

献身为三反,努力共良时。

君不见鹤胫长,凫胫短,

长者不必断,短者不必展。

一身之事听其自然,人民解放不可缓。

在医生们的悉心治疗下,丘哲终于转危为安。

9月,丘哲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11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之初,一部分代表提出农工党应该“光荣”结束,理由是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不能多党并存。持这种观点的人虽少,但意见份量很重,在当时这是所谓“进步的主张”。多数人,包括丘哲,对农工党很有感情,不愿意取消组织,但又不敢据理力争,不少人消极地等待着最后的决定,思想十分混乱。中共中央了解后,周恩来总理邀请农工党领导层座谈,丘哲参加了座谈。周恩来对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与农工党领导层初步交换了意见,思想统一后,又邀集全体代表讲话。他从中共和农工党的历史比较说起,对农工党有肯定,有批评,有鼓励,有鞭策。说,农工民主党是一个有革命历史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就我看来,农工民主党还不是应该结束的时候。我认为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代表们听后精神振奋。周恩来的报告对五干会议的顺利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会议决定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纲领,制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路线。会后,丘哲由北京返回广东工作。

1951年,叶剑英到广西检查工作,在和党外人士见面的座谈会上,称李章达、陈汝棠、丘哲这三位老人都是党的好朋友,为党做过许多好事。

建国后,丘哲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农林厅厅长,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任职期间,他竭诚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丘哲被内定(对外不公开)为右派分子,撤销了一切职务。当时他已年老多病,加之这一沉重打击,终于195915日含冤去世,享年74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丘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丘哲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像他诗中所说,在艰难建国的道路上暗相扶助的。

此说根据《黄琪翔传》。笔者特地与作者王大鲁核实,王老称是黄琪翔亲口对他说的,故采用。但与季方对“出事当晚”的叙述有矛盾,在此一并记录,以存疑。季方《回忆邓演达氏的一生》:“我的住处是保密的,他(陈敬斋)也来过。出事当晚,巡捕即上门来抓我。好在他们是要钱的,有钱就可以买放。但我又没有钱,只好同他们去借。我想想只有黄琪翔可能有点钱,就到黄的楼下喊他的化名,黄琪翔大概替我付了一二百块钱,总算让我脱了身。后来听庄明远说,他那天来看我,也叫巡捕逮住了,也是花钱买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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