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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修——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中国学者
2015-06-02 07:32   审核人:

陈启修(18861960),著名经济学家。笔名陈勺水、陈惺农,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更名陈豹隐。

学贯中西    立志报国

陈启修188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回龙镇书香门第之家。父亲陈品全,字敦甫,清光绪二十四年甲午科进士,饱学经史,擅长诗词,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外放广西省永淳县知县;中年后返乡教书,曾任民国十九年版《中江县志》总篡。长子陈景修(梦岩),在中江任教多年,幼子早丧,次子即启修。

陈启修幼年在中江读私塾。1898年,陈品全调任广西桂林书院山长(即院长)12岁的启修跟随父亲去桂林。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陈品全对清王朝丧失信心,他决心不让儿子走科举之路,而是希望启修接受西方文化,学习先进科学,以图振兴国家。

父亲安排启修到广州,进入丕崇书院读书。丕崇书院是法国人为他们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传教士和商人子弟开办的学校,是一所五年制初中,只收少数中国学生,并为中国学生开讲法文课。这使启修在少年时就掌握了法语。丕崇书院虽然在中国开办,却歧视中国学生。校内有座玫瑰花园,繁花似锦,芳香扑鼻。但花园四周围了铁丝网,只有法国孩子才能进去游玩,中国孩子只能隔网张望。启修深感屈辱,幼小的心灵深深地烙上遭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印记。

陈启修丕崇书院毕业,正逢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全国即将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许多青年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学习新知识,以迎接这个新高潮的到来。陈启修怀着对孙先生的敬仰,于1907年到日本自费留学。陈启修考入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学校,名列“一高”新生榜首,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所名校,该校毕业生不经考试即可直升东京帝国大学。为鼓励学生奋发读书,清政府规定,凡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五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可享受官费待遇。陈启修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勤奋读书,他想学到更多的知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使中华民族不再蒙受洋人的欺侮。在继续学习法语的同时,他开始学习英语、德语。1913年,陈启修“一高”毕业,直升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

1914年,陈启修在帝大一年级读书期间,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国内的上海科学会编辑部出版发行,全书约20万字。这是陈启修最早的一部译著,也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开始。《财政学提要》一书问世,正是辛亥革命成功后第三个年头,“驱除鞑虏”的任务完成,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封建王朝的财税制度已经废除,而适合新形势要求的财税体制还在探索之中。《财政学提要》的主要内容是全面系统地介绍欧洲资产阶级的租税论及资产阶级政府理财之道,是我国推翻清王朝之后,及时、系统地介绍资产阶级财政学说的一部新书。因此,该书可谓生逢其时,符合新政权的需要,深受国内民主派的欢迎。该书还开创了完全使用白话翻译经济著作的先河,不少大学把这本书作为教材。

陈启修留学期间,国内推翻帝制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思潮风起云涌。1911年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接着又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中国何去何从?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无不担心国家的前途。这时候,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在日本流行。陈启修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阅读了各种流派的书,广泛接触着各种思想,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吸吮着四面八方的水分。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河上肇教授对他一生的治学立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强占青岛及胶济铁路。191559,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这一卖国行径引发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示威游行。留日学生义愤填膺,此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李大钊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陈启修是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李大钊热情指引下,陈启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与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1612月,李大钊与杜国庠等人筹组“丙辰学社”。丙辰学社是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的纯学术团体,陈启修积极参加了筹组活动并被推举为该社首届执行部理事。蔡元培、范源濂、梁启超等为该社名誉社员。丙辰学社团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留日爱国学生,该学社不少成员后来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著名的学者专家,如郭沫若,夏丏尊、王亚南、郑贞文、周昌寿等。丙辰学社1917年创办了《学艺》杂志,发表研究成果及介绍东西方科学文化,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陈启修在东京帝大的早期著作多发表在《学艺》上,如“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法”、“文化运动底生命”、“欧洲大联邦国论”等。从这几篇早期著作看来,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陈启修还在《学艺》上发表了“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开始介入国内的政治斗争。

19174月,陈启修日本东京帝大毕业,留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爱国活动。19185月,北京段祺瑞政府为了遏制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扩大,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秘密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中国留日学生为此集会抗议,遭到日本军警残酷镇压。为了反抗这次暴行,全体留日学生举行罢课,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批留日学生回国,在国内主要城市从事爱国宣传。陈启修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回到祖国。他先在上海开展活动,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后来与黄日葵到北京,代表留日学生继续从事爱国宣传。

陈启修到北京后,根据形势需要,决定留在国内。

投身革命    传播马恩

1917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18年春消息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陈启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8年,经吴玉章推荐,陈启修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北大当时有文、理、法、商四科和预科,科下设系。最初,他讲授财政学、统计学。其讲稿经过整理,计有《财政学总论》、《地方财政学》、《统计学》,由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出版。

在北大,陈启修与老友李大钊重逢,往来更加密切。李大钊是经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的。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当时北大分新旧两派。新派以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为主,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文化思想进行广泛猛烈的攻击,《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刊物。陈启修、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等也参加了新派,陈启修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1918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三天的讲演大会,陈启修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发表了演讲。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就是李大钊在这次大会上的讲演。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启修积极组织各高等学校教职员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也日益增多。他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支持学生爱国行动。

通过“五四”运动,陈启修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新课,如1920年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新课;同年9月,与李大钊等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介绍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讲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题。陈启修以新观点、新内容讲授新课程和做学术报告,深受学生及听众的欢迎。他讲课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教室一再由小换大,后来换到北大最大的教室讲课,也是座无虚席。

为了在思想上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该会以北大学生为主,19211117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公开了组织。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许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还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陈启修在其中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该会每月举办两次演讲会,启修经常与李大钊等在北大法科礼堂发表马克思主义演讲,深受学生和听众欢迎。研究会还举办辩论会,如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等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好几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与会,辩论十分激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陈启修经常与李大钊一起深入研究教学问题,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期间形成了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学术派别。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在中国还不多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设新课程,阐述新问题,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2111月,李大钊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书记,陈启修与马寅初、陶孟和、胡适、马叙伦、顾孟余,被校长委任为北京大学评议会组织委员会委员。评议会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192255,北大“马客士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陈启修与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都发表了演讲。

按照当时北大惯例,凡在该校任教五年以上的教授,可公费出国考察一次,于是192212月陈启修被派遣到欧洲考察。在柏林,他认识了朱德并建立了友谊。他在欧洲调查研究8个月后,离开德国,前往苏联,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为列宁守灵。他在东方大学刻苦勤奋地听课读书,还在熟稔四门外语的基础上,又学习掌握了俄语,这为他日后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翻译马列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4年冬,陈启修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国民党。1925年春,由朱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陈启修由苏联回国,仍在北大执教,同时也在其他几所高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还曾为中共北京区党委举办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讲课。

任教黄埔    亲历北伐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共合作期间,广州仍然是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政治运动的中心。1926年,陈启修应邀赴广州,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讲课。军校对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在步、炮、工、经济等科之外,又开设了政治科。192638,黄埔四期开学。从这期2600多名学员中选出500名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去政治科。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政治科学,恽代英、陈启修被聘为政治讲师,名列政治教官之前,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也亲自为学员讲课。深受学员欢迎的陈启修还应邓演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之邀,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讲授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常识、苏俄状况等课程(《中国农民》第九期1926)

1926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

5月,广州农会和工会联合举行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会,陈启修应邀出席,并与郭沫若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192656月间,黄埔军校学员们被分配到待命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各个部队。6月,北伐军宣誓北伐的前夕,邓演达在广东大学主持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的学生是从黄埔受训学生中挑选出来,为迎接北伐而进行一个月的短期教育,时任广东大学教授的陈启修应邀与周恩来、恽代英一起,为训练班学员讲课。

在广东,陈启修与邓演达交往日多。邓演达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严而不苛、威而不猛,长于演说,也长于文笔,颇具政治家的风度,年长9岁的陈启修对他很是敬佩;而陈启修广博的学识、儒雅的谈吐令邓演达钦佩,他们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北伐军新成立了总政治部,当时急于出发,组织、宣传等各项工作都还没有头绪。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很民主,他经常邀集有经验的人如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陈启修等来开会讨论,拟定方案。79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大会,北伐正式开始。为了争取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于712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响应、支援北伐。已届不惑之年的陈启修,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在总政治部任宣传委员。行军途中,陈启修看到,邓演达喜欢读书,北伐途中他读着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德译本,坚持不断,通读了一遍。陈启修同也在总政治部任职的郭沫若,时常与邓演达在一道,讨论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邓演达很看重农民的力量。他说:“中国人口85%以上是农民,倘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不能算成功,即令暂时能成功,亦不能切实有保证。而农民问题核心在土地,土地问题不解决,亦即是农民问题未解决。要想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先使农民了解自身与革命之关系,从而拥护革命,参加革命,保障革命。”这些话使陈启修进一步了解了邓演达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良苦用心。军旅生活十分艰苦,陈启修当时所处的环境,从邓演达一次讲话中可见一斑:“政治工作人员有些的确很勇敢,不是长枪即短枪,与兵士一同冲锋陷阵,决不退后,牺牲了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三四十之多,同军事人员比较起来也不算不多。”

随北伐革命军事的进展,陈启修到达武汉,受中共中央派遣,在武汉《中央日报》担任主笔。

1926117广州举行十月革命八周年庆祝大会,陈启修与罗亦农、赵世炎、阳翰笙在大会上发言。

1927年初,总政治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陈启修等为委员。218,邓演达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常会。会议讨论了农民问题,并决定下次常会请毛泽东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请鲍罗廷报告《农民问题研究方法》。34,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319,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宴请湖北省第一次农代会代表,邓演达担任大会主席,陈启修参加了这些活动。

1926年夏,由德国归来的朱德与四川军阀杨森会见,说服其率部参加革命,杨森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任党代表,陈启修任政治部主任。

1927412,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通缉鲍罗廷、毛泽东、邓演达等197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迅速发展的北伐战争突然遭到挫折。

428,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张作霖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京师看守所处以绞刑。痛失良师益友,陈启修悲痛万分,他当即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北洋军阀,沉痛悲愤地悼念李大钊。陈启修5月中旬参加了武汉各界群众举行的李大钊同志追悼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陈启修从武汉出走,来到上海。1927年冬至1928年春,从武汉出走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下来的许多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陆续来到上海,在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外界不明底细,称之为“第三党”。陈启修参与了组党活动。

流亡东瀛    著书立说

 在国内无法立足,陈启修被迫流亡到日本,这时期,他与中共失去联系,易名豹隐。

 陈豹隐以掌握五种外语的优势,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科学的社会观》。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作为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译者,把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介绍给中国人。

陈豹隐的主要译著有:
   
1)翻译日本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陈豹隐在该书“跋”中写道:“这本书当做大学的经济原理的科学书来看,实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的良书。”他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后来翻译《资本论》积累了经验。
《经济学大纲》于1930年送回国内出版。这本书全面系统、通俗易懂,发行量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其它书籍。许多革命者正是从这本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再进一步读懂了马恩的原著。陈豹隐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可谓很多人的启蒙之师。该书多次再版,解放后这本书都曾再版。
   
2)翻译《资本论》。在我国第一个提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是蔡尔康(1899);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朱执信(1906);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是费天觉,他在192010月翻译《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译文名《资本论自叙》;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19303月译本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本正式的《资本论》中文译本。
应该说,翻译《资本论》,陈豹隐拥有太多的便利条件:学生时代即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多年教授马克思主义及翻译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经验;在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资本论》已烂熟于心;家学渊源,拥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得天独厚,熟练地掌握5门外语。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久,中国工业十分稚嫩,《资本论》中的许多外文名词在中文中没有现成的名词可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陈豹隐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但他却乐此不疲。《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陈豹隐主要是根据日文本翻译,他先译第一卷第一编,出书时写明是第一卷第一分册。《资本论》用分册的形式出版是马克思肯定的,他在《资本论》法文本的“序”和“跋”中写道“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译本的意思,我是十分赞成的”。第一卷第一编“商品与货币”是《资本论》中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最难翻译。实在难译的地方,陈豹隐另辟蹊径,加上自己的见解——“陈注”,以便读者参考,易于理解。正文中的“陈注”有47条,除3条注译地名,其余都是讨论名词的翻译问题,这47条“陈注”闪烁着译者智慧的光芒,也是陈豹隐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所留下的47个深深的印记。全书437页,正文237页,其余是“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考茨基国民版序”以及《资本论》第一、二版序言。

除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外,这一时期,陈豹隐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家过从甚密,写过戏曲、小说,翻译过高尔基的文学作品。他发表出版过的著作约70种之多,连译带著到1929年底,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著作。茅盾1979写的《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一文记录了与陈豹隐在日本的初次相遇:

1928年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套。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钉梢。”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这是指夏斗寅叛变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陈慨然说:“从那时期,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他苦笑道:“聊以消闲。《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红黑混合谓之酱色。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茅盾先生的这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陈豹隐当时的心境。茅盾先生的回忆录“流亡生活”中有较大篇幅讲到与陈豹隐的友谊。茅盾说他的《腐蚀》一书中有关长江三峡风光精彩描述出于陈豹隐之口,是听陈豹隐介绍的,他本人当时未去过三峡。

参与建党    积极抗日

在日本期间,陈豹隐与邓演达时有书信往来。邓演达是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徒步沿京汉路至郑州,西行过潼关始得混入苏联顾问队中,乘汽车穿过陕甘蒙古的大戈壁抵达莫斯科,后转往德国的。邓演达在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组建新党。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便开始闭门读书,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做经济、政治、哲学、历史方面的研究,书中常有蓝、红笔所写的批注。陈豹隐与邓演达通过书信交换学习心得,讨论经济、政治、哲学问题,对于时局和社会作深刻而有力的分析或批评,探索中国的未来,邓演达建议陈豹隐研究市场经济。邓演达的信深刻亦杂以诙谐,宋庆龄曾说:“看他的信,像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陈豹隐或许也有同感吧。

1930年,邓演达从英国伦敦秘密回国。陈豹隐也由日本回到国内,受蔡元培的聘请,重返北大,讲授经济学。由于他在日本从事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著述,提高了学术水平,讲课内容丰富多采。陈豹隐的讲课内容,汇集成《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两本专著,后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他一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结晶。《经济学讲话》联系中国实际,讲述了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内容,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详细地批判了各家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表现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识的渊博和精湛。这本书在当时发行量很大,解放后,新华书店曾经再版。这两本专著,加上1928年在日本写的《新政治学》一书,构成了陈豹隐的整个思想体系。

19308月,陈豹隐赴上海。9日,他秘密来到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参加由邓演达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陈豹隐在“一干会议”上当选为干事,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

一干会议后,陈豹隐回到北平。北平组织根据临委会精神,大力开展民众运动,直接或间接掌握大学、中学共12所,在各校分别建立了“读书会”、“读报组”、和“时事座谈会”等,还建立了“中国青年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进行爱国活动。在北新桥、地安门设有工人、农民培训学校,培训工农运动的骨干。陈豹隐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1931年,邓演达被捕并殉难。临时行动委员会受到沉重打击。

1932年初,陈豹隐被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聘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李达、许德珩、沈志远等合作,研究改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这时南京政府在思想领域内发动了“文化围剿”,以配合对中共苏区的军事围剿,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开始了。在经济学范围的论战集中在价值学说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宣传资产阶级价值学说,并集中攻击马克思主经济学的核心——劳动价值论。此时陈豹隐研究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近20年,亲身参加大革命有革命实践的经历,再渡扶桑有面壁潜心钻研的心得,学术造诣已达一生的高峰。于是在北方讲坛,陈豹隐昂首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当时南方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的重点。论战中,陈豹隐坚定不移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学方面系统地论述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把多年研究的体会与实际结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种种谬论,对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依据和卓越的政治见解。

1932年暑假,受冯玉祥礼聘,陈豹隐赴山东泰山讲学。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提到:“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据说当时的听课者,是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玉皇顶上,“北陈南李”(指李达)珠联璧合,传授马克思主义知识,一时传为佳话。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等十项纲领,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8月,许德珩邀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聚会玉泉山,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如何加强各校爱国师生的联系,进一步开展抗战救亡运动。陈豹隐参加了聚会。事后,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各校联系的负责人分工如下:陈豹隐和程希孟负责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及北平大学各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许德珩负责,清华大学由张申府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师范大学由杨秀峰负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凝成了一股伟大的力量。129日那天,爱国教授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正式揭开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此后,陈豹隐就更积极地从各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

1936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77日在卢沟桥挑起战争,大规模侵略我国,抗日战争开始,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陈豹隐当即离开北平,来到南京。12月,日军分三路包围南京。国民党15万大军在指挥部错误战略指挥下,全部集中于城内,官兵乱作一团。及至敌军包围,即仓惶逃却。15万大军同一条退却路线,又无时间顺序,以至道路阻塞,有的互相践踏,有的淹死江心,一片混乱。13日,南京不战而沦陷。陈豹隐是日军占领前两三小时离开南京的。他先到下关,从下关乘划子渡江到浦口,在浦口车站,恰巧有一列火车停在那儿。陈豹隐见头等车厢还有空座,就上去了,一进车厢,竟然看到了许德珩!许德珩也是才刚放好行李,二人大喜,同车直赴武汉。在浦口,他俩就听到南京枪声不绝,事后才知道,日寇入城后,对南京百姓野蛮屠杀,有40多万同胞惨遭屠戮。若迟走两小时,他俩也必在屠戮之列。

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但国民党许多党政军要员、在野各党各派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集中到武汉,武汉当时成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陈豹隐应冯玉祥、张治中之邀,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名义下,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兼经济顾问。陈豹隐作为北方代表,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了78日在汉口大戏院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国民参政会每三个月开一次会。10月,日军由长江南北各分二路围攻武汉,武汉准备撤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改在战时陪都重庆举行。陈豹隐心情沉重地来到大雾蒙蒙的重庆。1028日,陈豹隐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当时,日军对国民党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解放区战场上。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担任第二次大会主席,他会里会外大肆鼓吹“和平”滥调,“批评官吏就是批评政府”的官方纪律使百姓愤然之余也无可奈何。会议开幕后,晴天霹雳,国民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拍来一份“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寥寥11个字,其份量却为数万言的提案所不及。按照参政会的规定,任何参政员的提案,必须有12名参政员的联署。这个“电报提案”一到,陈豹隐就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几分钟内联署者就超过了20人,于是陈嘉庚的这一炮,正式发了出去。依惯例,议长将提案付诸讨论时,须先将提案的题目向全会宣读,概莫能外,因此,汪精卫不得不在大会上宣读:“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宣读时面色苍白。

皖南事变后,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定于194131日在重庆召开。有正义感的参政员在一起商议,认为有必要在开会前联名给蒋介石写信,内容是对于巩固团结及改善政治,在具体办法方面有所建议。除国共两党参政员不在内,各抗日党派参政员都签了名,陈豹隐也签了名。

陈豹隐在各种抗日训练班及一些学校讲授经济学,并为重庆的《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及《中央日报》“星期专论”栏目撰写经济论文。他在“日本经济的危机”(《经济恐慌下的日本》  战时出版社出版)一文中提出日本经济是“纸老虎”的观点。日本每次向中国发动侵略,都宣称自己“武力强大,经济发达”,他进行深入实际的分析,得出这些大话都是“纸老虎”的结论,“一经戳穿,毫不足怕”,这类文章雅俗共赏,有理有据,说服力强,使读者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支持学运    迎接解放

1945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善良的人们以为新的和平建设时机已经到来,但国民党仍然想搞独裁统治,他们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大规模进攻,疯狂挑起内战,抢夺胜利果实,国内阶级矛盾激化。陈豹隐在这种局面下毅然拒绝了南京的聘请,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6年初,他与马哲民一道,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首任校长。

1948年元旦,陈豹隐在重庆《新民报》发表《卅六年经济的回顾》,他说:“民国卅六年开始的时候,许多论者都预料是最艰苦的一年,实际这一年的经济艰苦,远过年初许多论者所预期。”对1948(民国37)经济的前途预测,他认为“主要是看入宪后的人谋方面是否有根本的改进,有则卅七年度的经济可能大大好转,否则一蟹不如一蟹……卅七年的经济,恐怕还要比卅六年来得艰苦。”

历史证明陈豹隐的看法是正确的。1948年国民党“人谋”仍是坚决坚持内战,因此,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0%以上,经济确实更艰苦。国民党提出要改革币制,陈豹隐在64日与重庆大学商学院几个教授对此发表意见,一致认为:国民党意图以改革币制来挽救经济危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相反“结果不堪设想”。

二战结束,美国扶植日本重整军备。194871日,陈豹隐等教授参加了重庆市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的教授联谊会举行的反美扶日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强调日本重整军备对中国是个威胁,要唤起民众警惕这件事的恶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

1949年初,重庆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温饱、争生存”声势浩大的“四·二一”学生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具体领导下,这场运动波澜壮阔,持续两月。陈豹隐在这场运动中,始终支持学生,爱护学生。在重庆大学班代表会讨论复课时,他与教务长、法学院长应邀出席指导。

1949420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他们对名教授陈豹隐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张群劝说他去台湾,杨森将其列入黑名单。陈豹隐教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其他老师和学生的保护下,他坚决留在祖国大陆,并积极参与中共组织领导下的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工作。重庆大学教授、助教、职员“三会”和学生自治会,组成冬防委员会选举陈豹隐等为委员。用“合法”组织的形式进行护校。

194911月底重庆解放,陈豹隐当选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任新成立的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主任,领导政治课的教学工作。在校外,陈豹隐任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届代表,他在会上提出多办短训班为经济恢复及发展培养人才,解决临时就业问题等提案。同时他参加正阳、相辉等私立学院的调整工作,在正阳学院还为师生讲“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问题”,对新民主主义作了正确分析和讲解。陈豹隐在重庆大学教书育人五年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随重庆大学金融保险系调整到成都即将成立的四川财经学院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组长主持教务工作。1956年,陈豹隐在全国高等院校教师定级时,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全校一级教授仅他一人。

1956年,陈豹隐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继被选为民革四川省委及中央委员、常委,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97月,他带病出席四川财经学院第二届科学讨论会,做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的发言,提出应名正言顺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其中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经过记录整理,发表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科学》上,这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196099,陈豹隐去省政协途中,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病逝于成都,终年74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四川日报》刊登了讣告,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政协联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民革四川省委、四川财经学院等机关单位,周恩来、陈毅、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高度评价了陈豹隐的一生。

1986927,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共同集会,纪念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教授诞辰100周年。西南财经大学校刊发表了纪念专辑,缅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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